我在印度做“革命观光客”

　　“革命观光”这个滑稽的词，是我几年前从印度朋友巴苏那儿听来的。

　　巴苏曾是热衷于酒精、写作、拍片、性与毒品的颓废青年，他跟我说过：“加入左派活动圈的最大好处，就是供吃、供住，还可以进行革命观光。”

　　喜欢吹嘘的巴苏，将他个人的革命观光史区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发生在2005年，他与印度共产党中的马派自由派（CPIML）青年团，到西孟加拉邦的河滨聚居部落参访河流人家。在那儿，本是河流的土地无人所有，算是“新生地”，因此干枯的河床被无家者占据。尽管如此，非法聚居者时常被警察骚扰。

　　巴苏说，河床上的居民给他们大房间睡、好东西吃。晚上升着火，大家一起吃着猪肉、马铃薯，喝着当地人自酿的酒，当地人会打鼓、跳舞相陪。巴苏以独创“要摔倒却一直没倒”的不倒翁舞步娱乐大众。酒酣耳热之际，他自行退化为婴孩——大块头男孩径自大哭，要同行的领袖大哥用手喂他吃饭。

　　与作者讨论世界大事的老先生与围观群众

　　第二期是在2007年，当时西孟加拉邦政府为了在南蒂广（Nandigram）农村地区建设特别经济区，强行征收土地而引爆农民抗争。警察的“屠杀”行动发生在3月14日，他们革命观光团一行人约一周后，抵达交火后农民占领下来的土地。

　　巴苏说，当时那儿是无政府状态，警察跑了、公务人员撤了，电也被切断了。在抵抗区中，人们讨论着恐怖的屠杀故事，然而，当地气氛并不哀伤，人们没有活在死亡的阴霾里，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

　　巴苏谈起这段往事像经历一场梦。当时，贫穷的农民拿出最好的食物款待他们，给他们睡最好的房间。在抵抗中的人民，格外珍视来自外地的支持，因此这段观光行程的基调是：慷慨、生命与解放。

　　最后是2009年的拉嘎地区原住民的运动。巴苏说，那个时候，大哥们的语言已经转变了，大家都说到“到乡村去”“去那儿学习”。那时巴苏的酒瘾、毒瘾已相当失控。关于这趟革命观光，他只记得晚餐后去草丛尿尿，尿完瞬间倒在自己的尿上失去意识，成为隔日众人的笑柄。

　　抵抗“农业三法”

　　今年，我也进行了人生第一次的革命观光，当了一日“革命观光客”。

　　2021年11月26日是周五，天气晴，德里空气非常糟（AQI指数连续数日突破500大关，政府宣布停课停班）。那日，为抗议“农业三法”而占领德里边界的农民抗争正好满一周年，而就在一周前（19日），总理莫迪宣布，将于下个会期撤除此三法——抗争宣告成功。

　　周三，好友蒲娃传来讯息，说她计划周五去农民抗争现场走走，感受一下胜利的气息。已养成足不出户防疫孤癖的我，马上问：“可以跟吗？”

　　国会于2020年9月通过让农业商业化、自由化的“农业三法”。当年11月，来自旁遮普与哈里亚纳两个德里邻邦的农民发起“走，一起去德里”的运动。数万农民沿着邦际公路奔向德里，他们被警察挡在德里市的边境无法入城，索性沿着公路搭起帐篷，就地“建村”。帐篷附着在德里城市主动脉上，长达十数公里。

　　公路上的“农民抗争”共有两区，一区在辛谷边界（Singhu border），另一区则在踢可立边界（Tikri border）。抗争者的存在，让市民相当“有感”——住在帐篷的农民们像随时可以脱落的血栓，时不时脱落下来将主动脉塞住，造成城市气血不通、交通大乱。去年底，我有朋友来访，因为要道不通，1小时的路程，花了3小时才到。

　　参与抗争的农民在吃饭

　　农民抗争经历了2020年的严冬，也经历了2021年伴随着新冠病毒第二波攻击而来的炎夏。今年4、5月，当德里市历经惨痛的“第二波”，露天烧尸四处烽火时，一直保持有上千位农民驻守的农民集会场合，并没有传出严重的疫情。

　　据说，身负抗争重任的农民们相当重视防疫，不仅积极接种疫苗，有症状者自动求医，接受筛检与隔离，更每天喝灵噗啪尼（limbu pani，即柠檬水）补充维生素C。

　　我们原可搭乘地铁蓝线前往踢可立边界，但蒲娃曾经见识过警察透过封锁地铁与阻断道路来阻止声援者的混乱场景。我们决定四人包一台计程车，四人的革命观光团正式成团。

　　在车上，“导游”蒲娃跟没去过的另外三个人说明：“去到这种抗争现场，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很难找地方尿尿，据说今天会有10万人。所以，我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喝水！”她越讲，我们反而越感尿急，一人马上建议：“等会儿下车，先找地方尿尿吧。”

　　警察在主要聚集点的几公里外，开始阻挡汽车前进，我们只好下车步行。从踢可立边界地铁站起，就可以看见农民的帐篷了。帐篷搭在约两米宽的路肩上，望进去，家家户户都有台“水风扇”。德里的夏天可以热到摄氏45度，没有这台水电扇真的活不下去；有的帐篷里甚至有冰箱，有的还弄个挺舒服的小院子，摆上几张小椅子，人们可以聚着聊天。许多帐篷搭在农用拖曳车上方，帐篷下方露出很粗很大的轮胎。

　　参与抗争的人在熬煮咖喱

　　一面帐篷外墙上贴有许多人的头像，蒲娃说：“看，这是这一年下来牺牲的农民。”话才说完，她马上更正：“喔，不不不，这些是农民抗争的领袖们。哎呀真是童言无忌，把领袖说成死人是犯大忌讳！”

　　蒲娃继续说，在踢可立边界的市民比较有钱，他们讨厌抗争的农民，态度不友善。但在另一头的辛谷边界，住的大多是穷人，抗争农民为他们提供免费餐点，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据说抗争第一个月，当地小孩子各个长胖5公斤。我心里也惦记着，是不是有机会吃一顿抗争餐？

　　我们先是跳上一台嘟嘟车，请司机带我们去主要聚会地。司机从主要干道绕进次要道路，绕来绕去。沿途也有零星帐篷，抗争者离群索居，看起来格外惬意。当听见人声鼎沸与麦克风刺耳的演讲声，我就知道目的地到了。

　　抵达时，正逢中午，太阳很烈。聚集处是一块草地，数万人在那儿，地上铺有地毯，人们或坐或站，农民抗争就有一种属于农民的闲散。

　　我们再度提醒“导游”找厕所的事，她说：“好好好，我来找找，等下看看有没有女性队伍经过，她们肯定知道。”现场男性居多，女性不好找。经过一番折腾，有人指了个方向，“女生厕所”在主舞台的右方。

　　“女生厕所”，是我人生第一次革命观光的第一个景点。所谓厕所，其实就是为女性搭建的三个大棚子，像是一个家徒四壁的大房间。女生们一起随地大小便，前人的痕迹仍可辨识。出来后，我说：“感觉蛮好的耶，很天然。”

　　吃吃喝喝聊聊天

　　我们走进人群，找了个位置坐下。疫情第二波在七八月开始退潮，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再起的迹象。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一位农民戴口罩了，除了记者与外国人。坐下不到十分钟，蒲娃说：“走，去吃饭吧。”

　　我们一行人又穿过集会人群，跟着行走的人们穿越到马路另一头。那里有好几个帐篷，其中一个是医疗站，另一个就是餐厅了。餐厅帐篷门口有个大铁架，上头有洗好的铁盘，对面则是临时洗碗槽。吃完饭的人洗好盘子，再将盘子放回。

　　大家都安安静静，井然有序地排着队；入帐篷像走进庙宇，大家都会脱鞋，人们领餐、排坐，静静地吃。现场人员平均年龄约六七十岁。年轻人大多还是留在家里从事农事，驻守的抗争者多是村子里的老人与小孩。

　　食物是，两片烤面饼、一团白饭与一大汤匙的香料豆汤咖喱。面饼很热很软很香很好吃，豆汤咖喱比我们平常吃的香，是由豆子磨粉加入优格与香料熬煮而成。厨房就在旁边，三个直径一米的大锅，一个煮饭、一个煮咖喱、一个煮茶。旁边还聚集四五个女人，擀面烤饼。

　　吃完饭，少不了要喝奶茶。现场有许多彩色塑胶杯，在人跟人之间传递着，一个人喝完，洗干净交给下一个人。这里的奶茶比平常的淡，感觉比较像是有奶味与茶色的热糖水。但这是不可或缺的，吃完饭就是有这杯茶才能画上完美的句点。

　　我们喝茶的时候，一位老先生走来攀谈。一面聊，人们一面聚集，圈子越围越大圈。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只觉得戴着锡克教头巾的老先生胡子特别卷，长得特别有性格。

　　事后朋友告诉我，老先生所讨论的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从资本主义、WTO与自由贸易，到印度历史与种姓的问题，再到新自由主义与全球暖化。

　　我突然明白，印度总理之所以会决定投降，是因为这样的聚集不只是抗争，更是人民的启蒙与自我教育。聚集起来的人们学习与传播的能力相当惊人，他们在这里听到什么、学到什么，将迅速一传十、十传百、一代又一代地传播下去。执政党的宣传系统，已经无法操控这些农民的想法了。

　　印度总统府建在新德里的中心山丘之上

　　我们回到上万人的聚会地，找了一个角落脱下鞋子坐了下来。太阳很烈，我把围巾遮在头上遮阳。不久后，身旁出现一位中年阿姨与一位老奶奶，她们挤在我的旁边，窸窸窣窣的，不知在干什么，又好像在跟我说些啥。我请朋友帮我翻译。

　　那位中年阿姨说，她有心脏的问题，不能晒那么多太阳，所以想要躲在我旁边分享阴影。我感到相当逗趣，心想：“我有那么肥吗？你缩在我旁边是能分享到多少‘人荫’”？但我心里也多了份责任心，挺直腰坐得高一点，摊得大一点，看看能不能为阿姨提供更大一些的阴影。

　　这趟革命观光行程对我有产生什么效应呢？有个奇怪的效应。

　　目前正值冬季白花椰菜与红萝卜丰收的季节，在帐棚区一直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有白花椰菜，而路边走路的年轻男孩子一面走着，一面像小白兔般啃着红萝卜。北印红萝卜与他处不同，颜色有些半透明，吃起来特别清脆多汁香甜，有点像水果。

　　一整天下来，我回到家满是疲惫，心里想的是：“好想吃红萝卜啊！”此后连续一周，我每天都吃花椰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