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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太平洋珠,费昂斯珠 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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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出土的汉代费昂斯珠,多面体,番禺汉墓M3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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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印度-太平洋珠,2010年西湾路旧广州铸管厂M151出土,东汉前期。

<a href=印度-太平洋珠,费昂斯珠 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实证”/> ■汉代印度-太平洋珠,2003年番禺小谷围港尾岗M6出土,东汉前期,系领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广州出土汉代珠饰赏析: ■撰文:邝桂荣(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管部主任) 公元前214年,秦平岭南,建蕃(番)禺城,是广州建城之始。由于位处珠江入海口,南邻大海、北通中原,蕃(番)禺城具有发展海上交通贸易的独特地理区位优势。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学巨著《史记货殖列传》中将秦汉蕃禺城列为西汉帝国九大都会之一,“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反映出蕃禺城珍奇荟萃、商业繁华。 1953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发掘了数千座两汉时期墓葬,出土了大量材质丰富、形状多样、色彩斑斓的珠饰。科技检测和分析表明,这些珠饰除了本土制造以外,有些是利用本地原料对异域风格的器物进行仿制,有些是进口原料进行加工,也有些直接从域外输入,反映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以及科技文化相互交流、影响与融合的过程,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及地中海沿岸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交流的实证。 (编者注:在2020年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广州出土汉代珠饰》一书中,首次披露了大量一手资料,从广州地区1953年至2016年发掘的1500多座两汉墓葬中,筛选出土珠饰的242座墓葬,收集珠饰数量21303颗,从珠饰出土信息、材质鉴定、工艺特征,再到珠饰的类型学研究等诸多内容均囊括书中。限于篇幅,这里我们展现两类珠子,一窥其中璀璨。) 汉代印度-太平洋珠:印度-太平洋珠是广州汉代珠饰中数量最多的一类珠子,总数超过10000颗,出土于200余座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单个墓葬出土数量不一,少则一颗,多可达上千。数量最多的一座墓是1953年先烈路龙生岗东汉前期墓M43(广州汉墓M4013),有1966颗之多。珠子以中等钙铝型钾玻璃为主,低钙高铝型钾玻璃数量也不少,可能存在多个产地。有的可能为印度直接输入,有的是东南亚地区吸收了印度工匠的技艺生产制作,而后沿海路输入中国,有的则为本地利用外来技术制作。 汉代费昂斯珠:费昂斯是英语“faience”的音译,源自意大利语,本指中世纪意大利北部法恩扎(Faenza)出产的一种蓝色釉陶。因古埃及制造的一种原始玻璃器与之色泽相近,因而被称为“faience”,此后便以此词指代原始玻璃。埃及人给滑石制作成的小珠子或石英砂胎体的珠子上釉,使珠子呈现光艳的蓝色和绿色,达到模仿绿松石和青金石一类的宝石效果。截至2016年底,广州考古发现费昂斯珠共89颗,均出土于东汉墓。经抽样检测,广州汉代费昂斯珠含有较多的氧化钠、氧化镁,氧化钾成分较少,其成分与国内釉砂存在差异,而与埃及西亚的费昂斯相似。在器形上,多面体、瓜棱形、菠萝形均不见于国产费昂斯珠,而具有西方风格;在时代上,国产费昂斯战国时已基本消失,而广州的费昂斯珠全为东汉时期,表明广州汉代费昂斯珠很可能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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